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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建設“三道坎”

發布日期:2019-06-18信息來源:新華社報刊網字號:[ ]



目前我國征信市場可謂五花八門,在各占山頭、各自為政的熱鬧景象下,有監管部門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尷尬,也有民營機構無照裸奔的窘況

缺乏全國統一法律規制的失信懲戒,威懾力不足,激勵和懲戒作用未能得到充分發揮

社會治理、行業監管方面,失信高發頻發態勢尚未得到根本性扭轉,商業欺詐、制假售假、偷逃騙稅、虛報冒領、學術不端等現象屢禁不止

建議成立“中國信用與大數據監督管理委員會”,統籌金融、行政管理、商業服務三大征信體系;創設信用資本交易所,讓信用價值通過交易直接體現

使用“信用免預存”,無需充值辦卡就可在水果超市、快餐門店提前享受優惠折扣;使用“信用租”可以享受“免押金租賃”;開通“信用購”,即可憑信用0元下單,先體驗再購買……

作為螞蟻金服旗下獨立的第三方征信機構,芝麻信用用戶已經過億,在租賃、購物、商旅出行、本地生活等40多個行業、上百個場景為用戶提供信用服務,與最高法、地方交通管理局、圖書館、銀行等均有合作。

而且,芝麻信用正在將觸角伸及蘇州和杭州等城市的“信用+”城市建設、聯合懲戒社會治理等更大領域。比如“桂花分”是蘇州與螞蟻金服合作首創的融合“數據+模型+場景”的市民信用評價產品,匯總覆蓋了全市1300多萬人口的4.6億條個人數據,且在持續更新中。

調研中,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商業信用市場中風生水起的芝麻信用,卻是沒有個人征信業務牌照的“黑戶”。

2015年1月,央行公布了包括芝麻信用、騰訊征信、前海征信在內的8家公司作為個人征信首批試點機構。本以為6個月準備時間過后8家公司即可順利拿到牌照,沒想到直到兩年后的2017年4月,在一次央行征信管理局舉辦的研討會上,業界才獲知,基于“分割了信息鏈”“不具第三方獨立性”和“不太遵守規則”三大原因,8家機構均被判為“不合格”,并被要求不再單獨從事個人征信業務。

8家機構并未束手待斃,依靠所獲的企業征信業務牌照,廣泛游走于個人征信和信用領域。一方面借助司法機構、地方政府、社會機構和金融市場廣泛的信用需求,“芝麻信用們”蓬勃而起;另一方面,監管部門多對此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使得許多商業信用公司的企業征信和個人征信混同發展“野蠻生長”。

調研中,相關專家表示,目前我國征信市場可謂五花八門,既有國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和人民銀行征信中心等事業單位提供信用信息服務,也有中國人民銀行受理的百行征信涉足個人征信業務,更多的是芝麻信用、騰訊征信、前海征信等民營征信機構參與進來。“各占山頭、各自為政的熱鬧景象下,有監管部門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尷尬,也有民營機構無照裸奔的窘況。”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吳晶妹說,今年已經是《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年)》(以下簡稱《規劃綱要》)出臺的第六個年頭,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尤其要解決市場中的魚龍混雜現狀,當前亟待解決立法進程滯后、管理體制不順、應用不足等三方面突出矛盾。

山頭林立各自為政

目前,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主要由發展改革委和人民銀行雙牽頭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部際聯席會議及其成員單位推動。隨著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涉及面日益廣泛,聯動獎懲日益深入,雙牽頭成員單位數量也呈擴張之勢。截至目前,共有43個部門參加。

相關專家表示,具體實踐中此項機制的弊端也開始顯現,雙牽頭單位管理體制不同、信息供給方式不同,特別是各領域間的信息不對稱嚴重,造成市場、機構、政府獲取信用主體完整信用記錄的難度和成本很高。

“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部際聯席會議雙牽頭工作格局,限制了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工作的推進效率。”致公黨中央委員、上海市委專職副主委邵志清具體分析說,雙牽頭單位的理念不同、工作方法不同,協調成本較高,難以形成合力。現在急需能夠超脫部門利益的常設機構全面協調。

與此同時,專家指出,我國社會信用體系還存在數據分散、行業壟斷和地方割據的矛盾。

由于國家尚未制定統一的信用信息采集、歸集和分類管理標準,而是由各地區、各部門先行建設信用平臺、出臺相關標準,導致標準各不相同,為信息共享、歸集帶來很大困難。而且,各部門各地方基于自身利益爭奪征信體系建設主導權的現象也時有發生。

每個城市信用建設的突破口也各不相同,地方往往立足于本區域信用數據進行信用系統建設。比如,宿遷、蘇州、杭州、福州等許多城市都推出了各具特色的“市民信用分”,但由于信息種類、評價體系、應用方面的不同,難以進行高效合理的折算,這些城市信用分更多限制于本市,在其他城市無法使用。

專家認為,這種行業分割、區域分割的現象很容易形成市場壁壘,形成部門壟斷或者地方政府壟斷的局面,不利于信息共享,也造成了嚴重的資源浪費。

邵志清認為,所有這些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社會信用體系管理體制存在一定混亂,讓推動這項工作的基層單位無所適從。

近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加快建設社會信用體系構建相適應的市場監管新機制,強調“打破部門壟斷和信息‘孤島’,能共享的信息不得要求市場主體重復提供”。這表明最高決策層已注意到部門割據與數據“孤島”的問題,下一步將加快信用信息互通共享,進一步治理行業分割、區域分割難題。

立法遲滯“路漫漫”

吳晶妹介紹說,我國社會信用立法與《規劃綱要》主要目標相比仍有較大差距。《征信業管理條例》和《企業信息公示暫行條例》屬于部門立法,立法層次低,地方缺乏參考標準。其他則散見于各類法規制度之中。

而且,社會信用立法項目仍屬于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的第三類項目,即立法條件尚不完全具備、需要繼續研究論證。可以說,基礎性法律法規和標準體系還未基本建立,尚無一部全國性信用法律法規對信用信息歸集管理、不誠信行為認證等進行明確規定,實際操作中大都按照部門規章來運行,立法進程滯后。

比如,杭州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羅衛紅認為,黑名單制度和失信聯合懲戒機制的建立和實施,就缺乏法律依據。而缺乏全國統一法律規制的失信懲戒,總體上實施效果不佳、威懾力不強,激勵和懲戒作用未能得到充分發揮。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等為公布失信被執行人提供了法律依據,但是在失信行為懲戒方面,曝光個人信息效果非常有限,缺乏健全、嚴厲的懲罰機制,失信成本偏低,覆蓋領域有限;在信息公開披露方面,沒有明確、清晰的范圍界定,紅黑名單還存在缺標準、缺認定程序、缺發布主體、缺更新機制、缺投訴受理等問題,可能導致應該公開的未公開、不應公開的錯公開、處罰過當甚至有損人格尊嚴的行為。

羅衛紅還表示,信用信息共享和個人隱私信息保護、信用修復等關系社會主體權益的配套機制,還未有效建立。由于信用信息缺乏法律界定和保護,個人信用信息的泄露和濫用情況嚴重,嚴重侵犯信用主體的合法權益。而信用修復制度的缺失,則讓失信人失去改過自新、消除不良影響的機會和路徑,違背以懲促信的初衷;若修復權力不加約束規范,又將形成新的權力尋租風險。

信用服務難以滿足人民需求

目前,我國已經在重點領域和典型地區開展信用建設示范,積極推廣信用產品的社會化應用。專家表示,我國信用服務還存在市場不發達、管理體系不成熟等問題。

根據羅衛紅的調研,2018年我國信用服務市場規模估計為42.3億元,而2017年美國信用服務市場規模折合人民幣已達712.6億元,差距明顯。目前央行出具的信用報告大多集中在金融信貸領域,規模較大的信用服務機構也多以金融資本市場作為主營業務方向,信用服務企業的客戶也主要是傳統金融機構,市場同質化嚴重。

社會治理、行業監管方面,我國失信問題高發頻發的態勢未能得到根本性遏制,商業欺詐、制假售假、偷逃騙稅、虛報冒領、學術不端等現象屢禁不止,需要發揮信用體系在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創新社會治理上的重要作用。

惠民便企方面,我國已有的城市個人信用分與互聯網平臺征信產品還存在較大差距,缺乏足夠的渠道、資源推廣產品,互聯網技術水平較低,專業運營人員缺乏,沒有實質性優惠或優惠費用無人承擔,信用場景拓展不足。

消費社交、共享經濟等新興信用應用領域,信用體系缺失及部分人不顧公德的行為頻現。比如,共享單車違停私藏、上鎖私占、惡意破壞等不良現象,押金難退、亂扣費、泄露用戶隱私等問題,都對信用體系建設提出了新要求。

因此,吳晶妹強調,現階段以及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我國的信用產品與服務市場面臨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眾對多樣化的機構、多層次與多福利的需要,與現有機構單調、產品和服務同質化且福利弱、不能滿足需要的矛盾。”

全方位完善社會信用體系

下一步,如何破解這些難題?吳晶妹從五個方面給出了進一步完善社會信用體系的標本兼治的政策建議。

一是設立“中國信用與大數據監督管理委員會”。建議主要職能包括:統籌金融、行政管理、商業服務三大征信體系,統領全社會各個領域的信用制度與政策、信用資源配置、信用交易與風險控制、信用信息與數據管理、信用服務業等,改善我國社會信用環境,保護信用主體的合法權益,促進信用經濟健康發展。

該委員會獨立承擔信用領域的相關監管工作,下設地方派出機構,還可下設專屬機構,包括“中國信用資產交易所”“中國消費者保護專管局”“中國信用經濟與信用監管政策研究中心”。

二是轉變征信監管方式。建議征信監管部門充分開放征信市場,改革征信監管政策,從強制性、行政化、市場準入式監管,調整轉變為開放式、自由登記、服務性監管,創新機制為征信機構服務,激發搞活市場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

三是明確分工合力惠民。

信用主管部門是我國城市信用建設的發起者與推動者,主要負責創新性的頂層設計與強力推進實施,應在全國統一部署的基礎上,兼顧城市之間的差異,并給地方政府留有空間。

城市政府的主要作用是落實國家主管部門的各項管理規定,同時結合本市情況制定和出臺相應的信用規則。城市政府還應把誠信建設和合規建設落實到城市的信用環境和秩序管理中,讓企業和個人真正享受到信用建設帶來的幸福感。

信用服務機構應研究個人和企業信用需求,開發更好的信用服務工具和信用產品,向城市信用市場投放,同時協助政府提供更好的公共信用服務。

四是創設信用資本交易所。

建議創設信用資本交易所,讓信用的價值通過交易直接體現出來。其功能和作用包括:實現信用定價,以定價后的信用資本進行融資,為中小企業信用融資開拓新的渠道與市場;進行信用資本買賣,實現資產流動;吸引社會投資,拓展投資領域與投資產品;通過有形的信用資本交易市場向社會展示信用是有價值的;為企業間三角債、應收賬款提供交易與買賣的市場。

五是設立國家級信用經濟試驗示范區。

建議從七方面開展此項試點:推進創新信用資本的確立和交易與管理制度;攻克信用資本定價、交易和風險管理的核心技術;打通行政管理、商業、金融三大信用數據體系;對信用資本從誠信、合規、踐約三個維度進行全面綜合定價與應用;促進現有政策和監管對新型信用生態環境的適應;創新信用產業政策并打造信用產業集聚區;探索公共信用服務體系和市場信用服務體系各自的應用路徑和職能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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